温州模式的历史制度分析

——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视角的观察*

史晋川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历史制度分析理论框架研究温州模式，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的视角阐述有关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三个重要问题，并指出了温州模式可能的演变趋势。

关键词　温州模式 历史制度分析

作者史晋川， 1957年生，经济学博士，浙江大学天则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杭州310027）

一、引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温州模式”作为一个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模式，不时地在充满各种争议的过程中引起人们的关注（史晋川等，2002年）。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温州模式”已经从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开始转变成为一个“充分肯定”的话题。本文提出的观点对于“温州模式”可能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将“温州模式”从一个“充分肯定”的话题再次转变为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本文将首先从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不同层面的各种现象的观察中提出需要回答的问题；然后通过对历史制度分析（HIA）理论的阐述提出一个适合来研究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问题的理论框架；最后运用历史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视角来解释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有关问题，指出温州经济与温州人经济未来可能的演变趋势。

二、问题提出

从温州经济社会近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观察到三类比较明显而有趣的现象，据此，可以引申出有关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三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i]

1．制造业结构的演变缓慢与“代际锁定”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本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率先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确立了区域性的改革先发优势，利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区域经济得以迅速的发展（史晋川等，2002年）。但是，近10多年来，与浙江省其他地区相比，温州的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结构的演变极其缓慢，基本局限于低加工度和低附加值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皮革制品、服装、塑料制品和打火机等。温州人在有关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专业化分工程度之高，营销网络之密，市场竞争力之强，无人能够匹敌。

同时，不能忽视的一个经济现象是温州区域内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增长势头已经开始明显放缓。2003年1～9月份，温州的服装、皮革、塑料制品、食品等大多数传统行业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导致同期温州GDP的增长速度居于浙江省各市的末位。

由此引申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两代创业者为何大多固守在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或者说，温州制造业的演变过程是否会存在“代际锁定”？

2．外向型经济步伐缓慢与“不可触摸的网”

改革开放前，由于种种原因，国家在温州的投资极少，温州本地的国有经济总量原本就不大。改革开放后，温州的民营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有企业的改制也比较彻底，目前在温州的工业经济中，民营企业的产值比重已高达85％左右。但是，作为国家沿海开放的14个城市之一，温州的外向型经济步伐极其缓慢，尤其是在吸引外资方面，温州几乎没有吸引到真正的外资。温州“三资”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比重仅10％左右，约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2；2003年1～8月份，温州引进的外资只有区区0.8亿美元，相当于宁波市的1/10，杭州市的1/5。况且，温州引进的外资及外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温州本地人到国外闯荡一番后拿着外国护照再回温州来投资的。此外，温州的外贸出口总额也仅只有宁波市的1/4，杭州市的1/3。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不要说国外投资者，就是国内的民营企业家，也很少会去温州在当地投资办企业。

由此引申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中国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的时代，在温州这块充满商机的热土上，为何缺乏外来的投资者，是不是温州的公共权力和私营经济之间可能已经织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阻碍着投资者的进入？[ii]

3．温州人的大规模移民与“海外生意网”

温州人在历史上就具有经商的传统，封建社会的“海禁”及锁国政策和计划经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高压政策，都没有能够消除铭刻在温州人骨子里的商业精神。改革开放后，温州人已成为国内许多地区“温州商城”和工业园区的创办者，也成为内地众多地方政府的“座上宾”，甚至有温州企业家被当地政府授予“名誉市长”和“名誉县长”。近10多年来，与温州本地缺乏外来投资者进入这一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州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国内到国外满世界地闯荡，从中国西南边陲的小镇到欧美各大城市的“唐人街”，甚至纽约市意大利商人的据点“小意大利”，都可以看到温州商人活跃的身影。

由此引申出的第三个问题是：温州人为何要满世界地跑，或者说，温州人为何要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方式来撒开国内的生意网和“海外生意网”？

三、理论框架

市场与分工的互动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交易是研究微观经济主体市场活动及市场运行机制最基本的分析单位之一。任何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都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良好的制度可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构，克服市场交易活动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认为，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诺思，1999年）。

新制度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历史时发展出一个新的经济史学理论——历史制度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创造性将历史经验归纳方法与主流经济学的博弈论方法结合起来，以博弈的多重均衡为纽带把历史经验与逻辑解释融为一体（格雷夫，2002年）。历史制度分析的著名代表人物阿夫纳·格雷夫教授运用这一理论框架研究了10～14世纪地中海地区前现代社会中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从事远距离贸易活动中的代理问题，深圳新闻网，围绕着远距离贸易中交易合约的缔结与执行，阐述了不同的合约执行机制的形成及其基础。

活跃在当时地中海地区的马格里布商人是信奉集体主义的穆斯林移民，他们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仅从马格里布商人中选择雇佣贸易代理人。按照格雷夫的说法，马格里布商人形成了一种有利于无限次重复博弈的封闭的“联盟”，联盟的成员雇佣其他成员或被其他成员雇佣，而非联盟的成员则无法雇佣联盟的成员或被联盟成员雇佣（格雷夫，2003年）。维系马格里布商人交易合约执行的机制是一种非匿名者之间的人格化交易机制，即一旦有某个贸易代理商出现欺诈行为，整个马格里布商人联盟将对他作出集体性的永久和彻底的惩罚。格雷夫也将维护这一人格化交易方式的制度称为“多边声誉机制”（MRM）和“多边惩罚机制”（MPS）。